配资知识平台网为什么要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社会？_投资_阶段_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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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中国经济长远来看为什么要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社会，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什么是消费驱动型社会？为什么中国要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社会？如何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社会？

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罗斯托在1960年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其中最后两个阶段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或者被称为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消费驱动型社会”。我们鼓励由技术进步带动的投资，但如果投资与当下的社会消费需求不匹配，必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结构的失衡。中国经济还未达到稳态，资本回报率还在持续下降。在当前消费不足、结构性投资供给过剩的大背景下，继续鼓励大量投资无异于南辕北辙。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未来中国人口总量不断缩减的大背景下，当前部分领域的基础设施和房屋存量都已经显露出过剩现象，如果再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无异于将未来稀缺的财政和金融资源用于低效的重复建设，不仅加大债务风险，还削弱了鼓励创新的能力。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社会的方法：清晰研判中国经济问题，全盘考虑经济体系中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纲领性方法，尊重经济规律，按规律办事；市场化改革；向服务型政府管理机制转型；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优化引进移民政策；向发达国家迈进，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遵循经济规律推动消费型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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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消费驱动型社会？

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罗斯托在1960年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其中最后两个阶段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或者被称为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消费驱动型社会”。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一国经济从无到有，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分为起飞、增长以及成熟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经济，首先缺乏的就是生产制造商品的资本，此时投资需求旺盛，基础设施以及工程机械设备成了热门部门；等到资本饱和和商品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达到一种平衡，此时就进入到成熟稳定状态。我们一般称处于前一阶段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而处于后一阶段的国家为发达国家。

这与人的需求紧密相关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层级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在经济发展中对应的是人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开始时人的主要需求是温饱问题，其次是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再次就是这些需求的品质质量，最后是所有商品需求得到满足后的精神和社会需求，比如教育、养老、法律、资产管理等服务需求。

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商品短缺时期主要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在发达国家，商品相对过剩后服务消费时期主要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这在居民消费支出中表现为商品消费支出占比从高到低的转变，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从低到高的转变；在生产端表现为工业化发展过程，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一国经济发展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以轻/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最后是以技术密集型、以新型科技为主的工业化后期阶段。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的过程就是投资驱动型模式，而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甚至从工业化到服务化转变的过程，就是消费驱动型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大致分为这几个过程，消费升级过程主要是：1978—2000年的解决温饱问题、2000—2012年的品质生活需求、2012年以来的服务消费为主。商品代表从改革开放初的“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时代提升到90年代的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再到2000年时的”家电、汽车和手机“；2010年之后“车子、房子和服务”。工业化过程大致分为1978—2000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阶段，2000—2014年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阶段，2015年至今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阶段。

从经济理论上也很容易推导何为“投资驱动型社会”和“消费驱动型社会”。生产函数是由技术进步、资本存量、人口或有效劳动三部分组成。以索洛模型或内生增长为主流的经济模型中，经济产出从低向高增长的过程，一般是人均资本或单位劳动的资本存量不断增长的过程。80年代之前已经由众多经济学家实践证明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过程就是人均资本存量增速从快到慢的过程。

投资增速不断走低是经济增速不断收敛的主要原因。在索洛模型中，资本存在边际收益率递减的规律，所以投资增速不断下降，直到稳定状态。此时边际资本收益等于人口增速+技术进步速度+折旧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资本存量增速的稳态值由人口增速和知识资本弹性系数决定，而大部分情况下该弹性系数都小于1，决定了经济增速最后是收敛的结果。所以投资增速有其内在规律，并非社会计划者随意制定。

这并不是说投资驱动型社会中没有消费贡献，也并不是说消费驱动型社会中投资不重要，这是根据经济规律将一国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几个不同需求主导的时期，这有利于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也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和错路。在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贡献已经大幅下降，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因为人类还在不断的创新，技术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技术进步带动的投资仍然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我们一致认为发达国家美国，其每年的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也一直在22%左右。只是这种投资是市场创新产生的，占GDP比重已经明显小于消费。我们鼓励的是这种投资，即使在消费驱动型社会中。但如果我们鼓励的投资与当下的社会消费需求不匹配，必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结构的失衡。过去十年我们遇到的教训还少吗？投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过去十年里我们的投资是否超过了目前的消费能力呢？

为什么中国要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社会？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遵循典型的经济发展理论。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借鉴苏联模式，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衡，超前发展重工业造成供需失衡，人民生活水平长期需要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名义GDP增速平均在17%左右（1978—1998），同时期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均值为18%左右，投资增速高于消费增速1个百分点左右，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尤其是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实际投资的增速明显超过实际消费的增速，一直到2009年实际投资增速达到历史最高点15.7%。中国的投资率也是到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46.6%。

但经济发展具有其客观规律，索洛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都分析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比如索洛模型认为达到平衡增长路径时，如果人均消费达到最大，此时的人均资本存量为黄金律水平。如果考虑到个人会调整自己的储蓄率，拉姆塞模型下的最优资本存量是低于索洛模型下的黄金律水平，但仍然可以达到最优资本水平。内生增长模型同样可以推导出稳态时的经济增速水平，而且我们扩展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扭曲的资本增长路径会降低人口增速，继而影响未来的资本增长速度。

何为合理的资本增长路径呢？在经济达到稳态之前，索洛模型指出资本存量以的指数速度向稳态资本存量靠拢，新古典增长模型指出资本存量以的速度靠拢。中国经济还未达到稳态状态，或者说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储蓄率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里一直在变动，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的资本存量和产出也是沿着新古典模型趋势增长，但由于储蓄率的变动影响到人口的增速，中国的增长轨迹出现了三次变轨，而且每一次变轨都导致下一阶段的资本存量增速下降更快。

新古典增长模型是基于个人的储蓄/消费意愿的，也即储蓄率的变动是内生的。过低的储蓄率不足以支撑高增长，但过高的储蓄率又会抑制消费造成投资过度。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干预储蓄率，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影响储蓄率以及人口结构变动冲击储蓄率，都造成了目前看到的投资相对过剩，消费明显不足的结构失衡状态。当地方政府推行的“赛马机制”所创造的中国经济腾飞奇迹在世界上被宣传和赞扬时，其副产品—高债务、高房价、高劳动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充分竞争体制是合理资本增长路径的制度基础。理论界已经证实竞争均衡中的人均资本增长轨迹和最优增长路径是一致的。此时所有的资源被充分利用，经济增长方式更接近C-D生产函数，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基本不变，人均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根据资本主义第一定理，α=r*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随着资本存量的不断上升，资本回报率会不断下降，但由于充分竞争，资本收入份额可以保持在合理水平不变。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未完成，市场化偏离程度在2012年之后开始放大，要素替代弹性也显著小于1，资本回报率下降的速度超过资本收入比（资本存量/GDP），造成资本收入份额在2012年之后有所下降、资本相对过剩态势的形成。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资本回报率会保持不变。在未来长期发展过程中，无论发生何种产业结构转型，无论是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还是从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整体社会的资本回报率都会保持基本不变。美国在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1802—1870年里的实际回报率为7%，从一个工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一大国的1871—1925年里的实际回报率大约是6.6%，最近的1926-2006年的实际回报率是6.8%，其实际回报率表现出超常的稳定性。

但中国经济还未达到稳态，资本回报率还在持续下降。根据我们的测算，2023年中国资本回报率已经下降至6.5%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较低水平。正如前面所言，资本增长路径并非严格按照模型轨迹发展，资本回报率下降速度更快，并且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超过了资本收入比，负债的增加会提高利息占GDP比重，反过来促使资本回报率进一步下降。当前储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资本相对过剩造成产能过剩，各个行业表现出内卷现象，降价促销、要量不要价、现金流比利润更重要等生产销售情况比比皆是。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速已经连续三年负增长，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未来仍会处于深度调整阶段。这不仅仅是企业层面的调整，更是国家资源的重新调整。

在当前消费不足、结构性投资供给过剩的大背景下，继续鼓励大量投资无异于南辕北辙。尤其是部分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未来中国人口总量不断缩减的大背景下，当前部分领域的基础设施和房屋存量都已经显露出过剩现象，如果再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无异于将未来稀缺的财政和金融资源用于低效的重复建设，不仅加大债务风险，还削弱了鼓励创新的能力。

边际消费倾向是经济的发动机，而不是基础设施投资。在财政乘数公式中，边际消费倾向是核心决定因素，而不是财政投资方向，过剩的基础设施投资只会降低财政乘数。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在债务周期和房地产周期进入深度长期调整的阶段，居民处于自身保护的需要降低了消费需求。这才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通过鼓励投资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鼓励投资背后的逻辑是认为财政支出可以无上限。实际上这是很危险的，无论是日本的失落二十年，还是2012年出现的欧债危机，都表明政府信用至关重要。财政不仅仅是金融的基础，也是货币的基石。如果一国财政不可信，其货币也将没有价值。现代经济的基础是信用，政府信用不可信时，国外资金不会过来投资，国内居民也会纷纷外逃，届时该国经济也将崩溃。根据我们测算，2023年时中国财政可持续性虽尚可，但已经逼近警戒线。中美国债利差的大幅扩张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的资金安全，财政赤字并非越高越好。

如何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社会？

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5%），标志着经济结构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然而实际上从那时起，资本过剩问题逐渐加重，消费不足反而越演越烈。期间对部分服务型行业的调整，影响到社会消费的发展，尤其是民营资本的信心不足，造成当下部分消费降级现象的出现。

因此，我们要加快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社会，扭转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状态，让经济逐渐回到健康正循环的轨道上。

首先，要清晰研判中国经济问题，全盘考虑经济体系中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纲领性方法，尊重经济规律，按规律办事。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是当前所有问题中的重中之重，重消费轻投资，重体制轻干预。

其次，市场化改革是必然道路。中国经济中所出现的大多问题，都与市场化不足有关。利率传导不畅、投资效率较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不协调等等，为了避免出现遇到问题就增加财政支出的螺旋陷阱，让市场自发循环起来就需要市场化的机制和法治环境。

再者，向服务型政府管理机制转型。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那一阶段已经过去。在服务型为主的消费型社会里，地方政府的管理机制相应也需转型，官员考核体系更加注重考核居民满意度。

接着，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在鼓励投资的资本短缺阶段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在内需不足的阶段就需要纠正原本的分配机制。另外根据我们研究，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之所以不能保持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财产性收入来对冲工资收入下降带来的影响。而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较低的原因，就包括了企业分红率较低、国有资产占比较重、私人企业贷款能力较弱等。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消费信贷扩张提高消费率，避免陷入“高投资-低消费-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

此外，加快优化引进优质移民政策。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指标，联合国组织以及国内专家纷纷预测未来中国人口会不断缩减。而人口减少不仅会降低潜在经济增速，更会加重债务问题，让居民进一步降低消费意愿。在短时间内生育率难以提振的背景下，引进大量海外优质移民，是一个重要的替代方案。

最后，向发达国家迈进，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在于遵循经济规律推动消费型社会转型。唯有系统性地解决制约消费的深层次矛盾，遵循“增收、减负、提质、护权”的经济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增长动力的内生转换，为跨越陷阱、迈向发达奠定最坚实、最可持续的根基。消费繁荣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特征，更是转型成功的必然结果与核心标志。

风险提示

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及预期；数据提取不及时；模型假设较现实条件更严格；模型本身与真实世界存在偏差的风险

（作者蒋飞）配资知识平台网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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